从亲密战友到彻底决裂的中阿关系（郭毓华）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自1949年11月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却起源于1960年6月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当时赫鲁晓夫策划并带头对中国发动了“突然袭击”，东欧国家领导人都批评、指责中国，唯一以卡博（卡博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力排众议，发言不同意苏共批评的做法，指出不能单凭一方提供的材料（指苏共代表团6月21日散发的指责的通知书）来评断苏共和之间的分歧，还必须听取中国的意见。布加勒斯特会议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7月11日至12日举行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表示完全一致地批准阿劳动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采取的立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并于21日约见中国大使馆代办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支持中国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绝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为马列主义生，为马列主义死。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和工人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霍查发言，批评苏共领导的理论和政策，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犯了错误，对中国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尔巴尼亚就对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持有异议。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1960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严厉批评苏联过问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腊人的情况，阿尔巴尼亚认为这是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同年4月至5月间，苏联单方面撕毁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及根据两国协议驻守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的舰队。自阿尔巴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支持中国以后，赫鲁晓夫更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变本加厉的恶化关系的措施。

  8月，苏联领导人致函阿党，以从华约组织开除阿尔巴尼亚相威胁，强迫阿在中苏分歧问题上表态站在苏联一方，这遭到阿尔巴尼亚方面的断然拒绝。于是，阿尔巴尼亚被排斥在1961年3月和8月召开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之外，随后进行的华沙条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也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因此导致1961年12月苏阿外交关系的断绝。

  在这同时，中国也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为了显示中阿两党和两国的团结，1960年11月，、、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行动。1961年9月，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最高礼遇规格。在这以后，双方都隆重庆祝对方国庆，一般都互派党政代表团前往祝贺。1964年，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中国在北京、上海等九大城市举行群众大会，举办“中阿友好周”，同时还派出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祝贺。1961年、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先后派出以为首和以康生为首的党代表团前往参加。

  中国为了表示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对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会议，凡是未邀请阿尔巴尼亚或邀请了而阿尔巴尼亚不参加的会议，中国均不参加。1968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中国领导人宣布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决定。《人民日报》及《报》也分别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在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分道扬镳后，认为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参见中央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25周年的贺电），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战士”，阿尔巴尼亚“代表着亿万欧洲人民的希望”。阿党领导也在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中国。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阿支持中国，谴责苏联。中国在国内发动“”后，阿尔巴尼亚更是全力支持。在整个60年代，中、阿不仅继承了50年代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关系，而且每个方面的合作逐步加强，领导人频繁互访交换意见，增进团结，成为“亲密战友”。

  主席关于中阿关系的一段名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后被谱成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当时我甚至把这段话的阿文和俄文背得滚瓜烂熟，因中阿双方各级领导在谈判和讲话中，经常引用它来形容中阿友谊的深厚和双方关系的密切，我随时就可不假思索地、很熟练地把它翻译过来。

  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完全停止东欧国家对阿的援助也减少以至停止。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处于极端困难之中，急切要求得到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较长岁月，可说是中阿关系发展的高峰。尤其是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中国“”处于高潮的1968年，中阿双边关系一再加温，使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在这期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有过使人们熟知的“三大支持”，即支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中国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特别是第三个支持，阿尔巴尼亚一直是每届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它同阿尔及利亚等国一道，多年一贯地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同中国密切配合，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大上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964—1967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曾进行互访。在此期间周总理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谢两次访问中国。除此之外，中阿两国的其他领导人也都频繁地进行了互访。两国还互派了议会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和工会、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和人员进行密切接触。

  虽说中阿关系在1960年后有很大发展，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对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建设方针上，中国就有不同看法；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的援助要求偏多、偏大等，中方不能完全满足阿方要求时，阿方便对中国表示不满，而且反应十分敏感。阿尔巴尼亚领导认为，它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从苏联得到援助的可能，因而认为向中国伸手要东西、要求援助再多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甚至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霍查有一次曾经毫不掩饰地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对这位大使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1969年，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曾向谢胡提出：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何时还？谢胡竟说根本就没考虑过还的问题。一次谢胡同谈了六个多小时，内容全部是要东西。

  在阿尔巴尼亚领导认为向中国要援助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思想支配下，阿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许多不尽合理，超出他们的实际要，在使用中方援助的物资中浪费现象也极其严重。如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纺织厂，而阿尔巴尼亚自己又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购买棉花。织成布做成衣服后卖不出去，反过来又卖给中国赚中国的钱。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的化肥厂，阿方对中国的主机不放心，指定要意大利的机器，结果机器使用的时间不长就坏了，阿方又要求中国出外汇购买意大利的备件。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来做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来做厂房的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用来滥建烈士纪念碑，在阿2.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总共建了一万多座纪念碑。在这种不正常援助的情况下，当时要想纠正这样的情况而又不影响中阿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曾于1966年4月、1967年9月两次率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对阿党政代表团给予特殊礼遇，在他第一次访华时，、周恩来、朱德、和两位副总理、五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均在机场迎送；去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时也是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在北京还举行10万人的集会欢迎代表团，两国总理发表讲话。在访问期间，主席还由周恩来、、等陪同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谢胡第二次率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的主要使命是加强同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友谊、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这是谢胡在访问时多次强调的。这次访问时除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同阿代表团会谈外，毛主席也曾两次接见了代表团，并着重介绍了“”情况及中国党内的斗争史等。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中阿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

  实际上双方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观点都一致。在讨论《联合声明》草案的过程中，阿方不赞成中方在声明稿中写上产生修正主义根源的建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真的存在阶级问题，双方看法也不一致。围绕这类问题双方争论得很厉害，直到阿代表团离京前几小时才达成协议。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方不仅把苏联原先援阿的项目全部包了下来而且随着双方友好关系的慢慢地增加，中方援助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增多。那时几乎是有求必应，一次就提供25个成套项目的援助。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阿高级互访日益增多。除中阿两国总理互访外，国家其他高级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1961年、1964年副总理率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参加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大会和解放20周年庆祝活动，利用机会就中阿两国经济合作进行了商谈，但当时没签协议。两国经济合作和这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是阿尔巴尼亚专门派政府经济代表团到北京商谈签署协议的。

  1960年9月，以阿方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访华时受命向中国介绍阿尔巴尼亚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及苏联东欧原拟援助项目的情况。1961年1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具体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贷款和换货问题及1961年双方贸易问题，中方以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阿方进行具体协商。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给阿尔巴尼亚贷款协定、1961—1965年经济合作协定、1961年阿尔巴尼亚使用中国贷款的议定书等好几个文件。同年3月，凯莱奇率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华，两国签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化工、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等方面25个项目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关于中国向阿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换文；关于专家技术人员的待遇条件的议定书。这年12月，阿尔巴尼亚第三次派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团长仍是凯莱奇。阿方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周总理同凯莱奇谈了三次，提出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步骤上要有轻重缓急，中国有义务援助阿尔巴尼亚，但不可能把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答应对阿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不可能像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多、快、大、好，国家不论大小，自力更生都是主要的。中方副总理同代表团经多次、长时间的协商，中国同意增加贷款，这中间还包括转口物资。1962年1月13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新贷款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1962年换货和付款议定书、关于建立合营中阿轮船公司的协议、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补充换文，等等。

  1965年5月，科列加率阿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阿尔巴尼亚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主席会见两次，周总理与代表团会谈三次，与代表团会谈多次。周总理针对阿对援助要求过高的情况，详细的介绍中国在进行备战、支援越南抗战和向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援助的情况，指出：由于中国在备战和援外方面任务繁重，后五年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五年更多。经反复磋商，双方签订了新贷款协定。

  1968年，由阿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根据新的情况，双方签订了新的向阿方提供贷款及提供成套项目设备和技术援助的协定书等。

  自1961年至1969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贷款总额为15.5亿元人民币，这些都是无息贷款。其中用于成套设备的为9.7亿元人民币，包括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煤炭和石油开采、纺织轻工、通信和广播等方面97个项目。用于一般物资的5.8亿元人民币，包括粮食、钢材、拖拉机、卡车等。另外，中国还曾向阿方提供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认为这是“毫无自私目的”的援助，表示将永远感谢中国“全面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在此期间中阿双方还签订了贸易方面的协定，中方供应的都是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物资，其中有些是中国短缺的粮食、食用油、棉花等，还有些是中国不能生产需转口供给阿尔巴尼亚的，如润滑油等。阿方供应给中方的货物中有些是中国需要的，如铬矿砂等，有些则是中国并不是特别需要的，只是为了平衡贸易而进口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在贸易谈判中，阿方往往推销中国不需要的商品所以有时中国不能完全满足阿方的要求。

  1961年1月，以科列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时提出军事援助的问题。当时，中国领导人根据中苏、阿苏关系状况，劝说阿尔巴尼亚同苏联搞好关系，并劝说阿尔巴尼亚继续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表示中国不插手军援较好。1961年11月，苏共在22大会议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及其领导人，阿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开始考虑阿尔巴尼亚对军援的要求。1962年9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阿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就军援问题同中方磋商。周总理在会谈中，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阿领导人的军事思想，谈了中方的意见和中方对发生战争的看法，通过多次交谈，双方在军事思想方面才有所接近。自1961年下半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运送武器装备，在后来的多年中，除供应武器外，着重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军工厂。1967年1月，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再次访华，中国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之会谈。双方代表各自国家政府签订了1967—1971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书。

  在整个60年代，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共约15.4亿元人民币，修建了一大批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汽车等。所有的军事援助均系无偿援助。虽说这些军援未能完全满足阿方要求但这是在中国援外任务繁重和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已尽了中方最大的努力。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还加强了文化交流以及群众团体的交往。1967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及其他政治原因，同东欧的一些国家停止了文化交流，同阿尔巴尼亚之间则仍继续保持。中国派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新闻等领域的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还有友协代表团也进行过多次互访。这些互访和交流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于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会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的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根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主席的信递交给周总理。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的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在197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除对尼克松访华问题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外，在同中方的接触来往中都避免提及别的方面的分歧，强调双方的团结。

  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邀请派代表团参加。根据当时国际共运状况改变派代表团参加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做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1974年初，阿劳动党中央提出拟派谢胡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估计可能是要谈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助问题，由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尚未制定，难以洽谈，故予婉拒。对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不满，怀疑中国改变了政策。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中国于当年11月派姚文元率党政代表团去阿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姚文元对中国未能接待谢胡作了解释，并表示欢迎阿派代表团到中国洽谈经济合作问题。之后，中方又多次表示欢迎谢胡访华，但谢胡一直未成行。

  1975年以前，中国国庆，阿方除举行庆祝集会外，一般都由霍查率阿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阿尔巴尼亚的国庆，中国也隆重庆祝，先由周恩来总理后由为首的多名政治局委员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国访阿的团组，霍查或谢胡大多数都会会见。阿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周总理一般都接见。

  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霍查、列希（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主席）、谢胡致电、董必武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派他们都以为“最好的外交官之一”马利列重返联合国工作，以便对新参加联合国事务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帮助。谢胡对正在阿访问的以方毅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说：中国在这方面要说明帮助，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阿尔巴尼亚是出了大力的。毛主席在给阿领导人贺电中说：“多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你们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立场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总之，在中阿两国之间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情况下，双方都还愿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政治关系方面基本上保持正常，但是，中阿高层来往减少，热情也呈下降趋势。

  虽说中阿之间的政治温度呈下降趋势，中国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1970年8月，阿派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奇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中国向阿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其提出的经济要求共计为32亿元人民币。中国根据阿实际要和中国的可能，决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19.5亿元人民币。同时中阿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香烟、烟叶、成衣等，中方也同意了。阿方对此次谈判结果十分满意。谢胡11月3日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再次热烈地感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慷慨援助和对阿尔巴尼亚一贯所持的国际主义和兄弟般的态度。”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期间对中国向阿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元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规定的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中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李强、方毅等与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别的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

  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方很不满意，代表团团长表示“没办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阿代表团回国后未像过去那样宣传过去每谈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后，代表团回到国内同中国使馆人员见面时都要宣传中国给阿的巨大援助，中国使馆外交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时，首先是大谈在北京谈判的成果，会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谢意，会感谢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等。此次代表团回到地拉那机场时，见到中国外交官去迎接根本不提在北京谈判的事情，更没有感谢一类的话。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从此以后，中阿之间在各方面降了温，阿当年就降低了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规格。

  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对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后来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

  到1978年，阿尔巴尼亚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强加于人，拒绝协商处理问题两国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此时正值主持中央工作。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自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结成的亲密关系，在70年代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后，到了1978年底终于彻底破裂。自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阿关系这种“冬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3年。此后两国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正常的国家关系。